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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银行-债转股将银行对企业的债权转换为实施机构对企业的股权-娱乐圈最新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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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除了原定向降准或增加債轉股子公司資本金供給外,也要拓寬社會資本參与債轉股的渠道。例如,出台金融資產投資公司發起設立資管產品備案制度,將市場化債轉股資管產品列入保險資金等長期資金允許投資白名單;探索允許在滿足一定條件下公募資管產品依法合規參与優質企業債轉股;考慮在資管新規實施細則上,對債轉股的專項產品提供更為明確的激勵制度安排,以吸引更多市場化資金參与;也可考慮成立專項投資基金或進行其他形式的專項政策性資金供給,從而補充債轉股資金來源渠道,以形成更加多元化、長期化的債轉股資金流體系。

對於政府部門,應儘可能在國家公權力代表與國企出資人兩個角色之間尋求平衡點,一方面積極為新一輪債轉股做好配套服務工作,另一方面也要盡職盡責、嚴防債轉股過程中可能導致地國有資產流失等。金融資產管理公司與銀行所屬機構應加大在新一輪債轉股過程中的交流合作、共生共贏,資產管理公司及地方資產管理機構也可針對各項目的不同特點,展開積極配合。此外,金融監管方面,針對金融資產投資公司等機構持有債轉股股權風險權重較高、資本佔用較多問題,可考慮進一步適度放鬆並表監管要求,以減輕銀行資本負擔。

我國經濟已由高速增長階段轉向高質量發展階段,正處於轉變發展方式、優化經濟結構、轉換增長動力的攻關階段,建設現代化經濟體系成為跨越關口的迫切要求和長期發展戰略目標。十三五規劃也明確要求重點做好供給側改革,去產能、去庫存、去槓桿、降成本及補短板是保持我國經濟韌性與長期可持續發展的重要手段。

期限、風險、收益的不匹配,使得市場化債轉股資金募集存在困難。以銀行為例,儘管債轉股暫時降低了銀行不良貸款損失,但未來收益卻有着較大不確定性,銀行持有企業債權時每年可獲取穩定的利息收入,而實施債轉股后固定的利息收入變成非固定的股息分紅及股權退出收益,倘若企業未來經營得不到有效改善,不僅分紅收益難以保證,甚至股權退出也存在很大風險;這也導致很多已經簽約的債轉股項目「明股實債」,即從表面看是債轉股,實際上銀行與企業約定了回購條款或簽訂類似「有息債轉股」協議,要求企業每年支付不低於5%的固定收益或要求企業未來一定時期后必須回購股權,其本質上還是債務關係,違背了政府推進市場化債轉股以降低企業槓桿率的初衷。

從宏觀角度講,本輪債轉股是防範化解重大風險、結構性去槓桿之應有之義;從微觀角度講,市場化法治化債轉股對於建設現代化企業制度,降低企業負債壓力,提升企業投資意願、盈利水平具有重要意義。未來應重點針對資金募集、配套機制建設及各方利益協調等方面的難點不足,進一步拓寬市場化債轉股資金來源渠道、完善股權定價及退出機制、加強各利益方有效溝通協調力度,以切實掃清債轉股路徑上的層層障礙,加快推進市場化債轉股擴面提質,有效穩定宏觀槓桿率,助力經濟平穩走向高質量發展。

近日,國家發改委、央行、財政部、銀保監會四部門聯合印發《2019年降低企業槓桿率工作要點》(簡稱《工作要點》),明確了今年降低企業槓桿率的21項任務清單和時間表,提出要加大力度推進市場化法治化債轉股增量擴面提質。簡單而言,債轉股將銀行對企業的債權轉換為實施機構對企業的股權,一方面有效降低了企業槓桿率水平,節省了企業財務費用;另一方面也減少了銀行潛在不良貸款規模,因而成為國內結構性去槓桿的一個重要手段。

政策取得明顯成效供給側改革正式實施后,我國就一直致力於推動市場化債權轉股權項目的實施。至今,市場化債轉股計劃推進已將近三年,政策取得明顯成效。國家發改委日前披露數據顯示,截至2019年7月中旬,全國債轉股累計簽約金額達2.4萬億元,項目落地資金1萬億元,資金到位率達41.5%,涉及資產負債率較高的企業超過200家,僅今年以來新增簽約的市場化債轉股項目金額就達3900億元,新增落地項目金額達3800億元。

債轉股的退出方式主要包括上市、股權轉讓、股權回購、管理層收購等。理論上,利用資本市場退出是最合適的渠道,因為資本市場具備價格發現與流動性創造功能。但目前我國資本市場的退出機制仍不完善,股權退出存在一定困難,尤其對非上市企業而言,由於其流動性較差加之交易體量往往偏小,導致一定程度上制約了其在中小企業股份轉讓系統、區域性股權交易市場的股權轉讓。而股權回購則需要以企業扭虧為盈且有一定資本積累為前提,短期內實現顯然有一定難度。另外,現有體制機制下,作為主要實施方的銀行或其所屬機構不僅數量較少、新設專門機構審批進度緩慢,且持有的債轉股股權風險權重較高、資本佔用比例較大等,也一定程度上制約了銀行等在債轉股方面發揮更大作用。

其中,國有大型商業銀行尤其是其旗下金融資產投資公司(AIC)充當了市場化法治化債轉股的主力軍,五大行AIC債轉股落地項目金額幾乎佔到全部落地項目金額的一半。儘管如此,在推進市場化債轉股的過程中,仍存在着如各大行AIC債轉股積極性不高、項目實際落地率不及預期等諸多問題。為了更好地打好防範化解重大風險攻堅戰,使得宏觀槓桿率得以有效控制,下一步要在四部門印發的《工作要點》指引下,重點破解難題、打通堵點,推動市場化法治化債轉股增量、擴面、提質。

二是債轉股配套機制不完善。一方面,本輪債轉股的核心特徵是市場化,但與之配套的市場機制尚不完善。例如,以市場較為關心的債轉股定價機製為例,目前債轉股定價大多仍是由實施機構與各個轉股企業逐一談判而成,市場上還沒有獨立專業的第三方評估機構或成熟有效的轉股定價、交易市場,這一定程度上制約了債轉股的效率;另一方面,債轉股退出機制至今尚不完善,市場擔憂後續退出困難。

多路徑擴面提質對於未來市場化債轉股應該如何推進,筆者認為,一是進一步拓寬資金來源,大量引入社會資本。一方面,對當前債轉股的主力軍——銀行及其設立的金融資產投資公司,將在政策要求及鼓勵支持下繼續通過擴大金融資產投資公司編製,充實金融資產投資人才隊伍,建立符合股權投資特徵的績效評價與薪酬管理體系,從而更好激發開展債轉股業務動力、更大程度滿足轉股企業負債管理需求。

發展問題亟待解決對於當前市場化債轉股面臨的問題,筆者認為,一是資金募集存在一定困難。債轉股所需資金主要來源於銀行出資和社會募集兩類渠道。無論哪一類資金募集方式,投資方均會要求獲取相對穩定可觀的投資回報。然而,債轉股的股權投資卻往往資金規模大、期限長、收益波動大、退出難度高,且目標企業大多陷入經營困境,盈利能力不足,甚或短期內很難產生正收益。

三是建立有效的溝通機制,更好協調各方利益。目前,債轉股參与各方目標不一致導致衝突不斷、落地緩慢。為更好地促進債轉股計劃推進及落地,未來要考慮進一步協調並整合債轉股各參与方的目標和利益。對商業銀行與負債企業而言,雙方應加大談判力度,爭取以市場化競價方式解決分歧。

三是債轉股各方目標不一致。債轉股主要參与方涉及商業銀行、負債企業及政府部門等,但它們在實施債轉股的過程中卻有着各自不同的目標。對商業銀行而言,其目標即要儘可能多地收回資本金並創造利益,這就要求其在債轉股過程中一方面要盡最大可能地保護債權,另一方面又要掌握轉股企業經營決策的主動權,這必然給具體的談判帶來不小的挑戰;而負債企業則要憑藉債轉股切實降低其自身的資產負債率,同時儘可能地維護自身經營決策權,這也使得供需雙方討價還價的進程艱難而緩慢;作為政府部門,為了響應國家政策,當然希望更多地推進新一輪債轉股項目實施落地,但是作為出資人又不希望因債轉股導致對國有企業控制權被稀釋或造成太大損失。

此外,資管公司與銀行所屬機構亦存在衝突,商業銀行一般更傾向於將優質項目交由所屬機構管理,而將劣質項目交給資管公司,這給資管公司參与新一輪債轉股帶來不小壓力;同時,由於監管層鼓勵向發展前景良好但暫時困難的優質企業開展市場化債轉股,嚴禁將「殭屍企業」、失信企業及不符合國家產業政策的企業作為債轉股對象,這使得實施機構更多傾向於選擇對降低槓桿不那麼緊迫的龍頭企業,反而是行業二線或中小企業對債轉股的需求更大卻得不到滿足。

具體而言,一是可通過現有的證券交易所或股權交易平台為轉股股權轉讓提供交易便利。例如,在區域性股權交易中心施行做市商制度,提高市場流動性及價格發現功能;二是通過協商和協議約束,鼓勵債轉股企業回購其股權;三是建立不良資產交易市場,活躍的不良資產市場有助於積極調動各市場主體的積極性,交易各方能及時獲得債務人的財務信息、抵押估價與不良貸款出售情況,降低市場的准入成本,為非銀金融機構開展債轉股業務提供便利。

二是完善股權定價退出機制,促進優先股流通。股權定價是否公允、退出機制是否暢通,決定了各機構參与債轉股的積極性和主動性,因此政策上應鼓勵發展多層次資本市場,明確債轉股實施機構持有股權的定價機制與退出方式,並制定相應的配套措施及操作指引。

此外,優先股流通轉讓機制有待促進並完善。截至目前,我國僅九家上市銀行及五家上市公司有優先股發行,但均沒有上市交易,優先股發行對象僅限於保險、大型央企、銀行等長線投資者,優先股的轉讓退出尚無先例,法律層面還缺乏可供參照的具體操作機制。未來可進一步加強優先股轉讓流通機制建設,完善有關配套政策措施試點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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